1952年7月8日午后，骄阳炙烤着豫北平原。温县体育场内却挤满了两万多名男女老少，他们静默等待着公审的枪声。几分钟后，随着“砰、砰”两声脆响，王高升和杨治文伏法。会场周围的农民低声说道：“这回，总算把害人精除了。”很多人不知道，在这震撼人心的一幕背后，一套精密的调查与整顿已经运转了半年之久。
故事要从半年前说起。1952年1月12日，温县县委在党校搞“三反”学习班，433名干部集中“照镜子、洗澡”。三天后，一位基层税务员在小组讨论时猛地站起——“同志们，我要揭发王高升！”一句话像一把闷雷，炸碎了会场的平静。会后，检举信件雪片般飞进县委信箱，涉及贪污、徇私、玩弄女性等十多项罪行。1月下旬，县委把材料上报河南省委。
其实，华北不少法院当时也零星传出问题，但温县的情况恶劣得出乎意料。2月23日，学习班刚开到第四周，王高升被当场戴上手铐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仍端着院长派头，对审讯人员指手画脚：“案卷我熟，程序得照规矩走。”一句话让在场干部直皱眉——这人到了局子里还想摆谱。
案宗很快摆到郑州，然后直送北京。6月28日，周恩来签批：成立中央调查团，立即南下。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副院长何兰阶领着七名干将，当晚坐火车抵达焦作。车厢里，有人悄声议论：“温县一个小地方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可见问题不小。”
调查团进县城的那天，街头巷尾炸锅了。“同志，您可算来了！”一位白发老人拦住吉普车，递上写满十几行毛笔字的纸条。短短两周，调查团搜集到48份证词、27卷档案，理出一条清晰脉络：1949年到1952年，王高升利用审判权纵放反革命9件、刑案12件，为谋私利和索要女人大开方便之门；此外，44名女犯人或女当事人成为受害者。最夸张的一次，他竟当庭改判，只为与被告人的妻子“单独谈话”。
王高升的履历乍看体面。1911年生于河北涉县，1937年参加革命，老区群众记得他当年穿草鞋行军。可一路提拔后，他把“简朴”当作伪装：灰布制服、鞋底补丁、怀表挂着纳鞋线——没人想到，这行头下面塞满来路不明的金戒、瑞士表、呢绒料。与权色交易一道兴盛的，是官气与嚣张。1948年调到温县出任院长，他在办公室后院单辟小房，又将监狱女牢改建成“内室”，自夸“近水楼台”。
调查材料摆在桌面，何兰阶并未急于结案，他先找县委班子谈话。那天夜里，县委书记魏玉高几乎红着眼圈：“我们失职，玷污了党的形象。”第二天，县委贴出公开检讨，主动请县人代会监督。7月5日，第十届县人代会召开，1200多名代表鼓掌通过对王高升六人移送司法、从速判决的决议。
一系列程序压缩到极致。7月7日深夜，温县人民法院特设法庭完成终审，判处王高升、杨治文死刑，四名同案干部重判。全案卷宗连夜报送省高院备案。翌日清晨，公审大会开场。枪声过后，代表席有人低语：“这一下，温县法院那股烂气总算散了。”
7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发三千字长文，披露案情。有读者抓着报纸惊呼：“人民法院里竟然能长出这样的蛀虫！”短评随即发出严厉警告：人民法院若让坏分子盘踞，就会蜕变为“欺压人民、包庇罪犯”的渊薮。
余波迅速扩散。司法部随即派出四个工作组，奔赴中南、东北、西北、华中。8月13日，部长史良在政务院第148次会议上指出，人民法院必须“打扫庭院”，彻底改造审判队伍。不久，各地法院展开内部复查，上千名不合格人员被清退。
回望温县，县政府把原法院大院改作“司法廉洁陈列室”，仅留一条走廊展出王高升的灰布制服与那根纳鞋线。参观的人进门先看标语：“把权力关进笼子，笼子别留狗洞。”一句土味却管用的话，被很多县干部抄在笔记本上。
王高升一案就此落幕，但它让新中国成立后的司法体系迎来了大扫除。这场风暴的推动力，不来自口号，而来自群众日积月累的怨气与中央毫不犹豫的决断。也正因如此，当地百姓才会在烈日下守着那场公审，直到尘埃落地，才肯转身离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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